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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发彩票延安是革命“圣地”。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传统风俗节日——春节，延安是怎样度过的呢？

　　延安当时的生活环境，还是很艰苦的。谢觉哉是的元老级人物，在延安时期生活相对安定，他又有着数十年的记日记习惯，所以，在他的笔下，中国民间影响最大的旧时节日——春节，就留下了虽有限、但仍能感受和触摸的景况、气氛。

　　谢觉哉在长征结束后，曾被派往甘肃兰州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回到延安，又能记下的春节情形，已经是1939年了。这时他刚返回延安不久，被安排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当年2月18日，是旧历除夕（大年三十）。据日记记载，当天上午，“开校务会议，十时敌机三架来袭，无损失。”可见，虽已经除夕，但当时还在工作。到了晚上，“夜开欢迎副校长晚会，我作了简短演说。”

　　第二天也就是旧历元旦（春节）。从日记看，没有休假。“下午至组织部，昨天会议所提，陈云同志均同意。”陈云当时是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见日寇投弹之穴，有深至三四尺，宽近一丈者，似乎弹也不小。”可知，头一天来的投弹是日本人飞机。那时日寇主要注意力还在正面战场，不知为何还有精力顾及到延安这个很是偏僻的地方。

　　春节第二天（2月20日），“因旧历新年之故，补放假一天。”笔者查万年历，获知除夕是周六，初一为周日。初二（周一）补放假还是考虑到人们的传统习俗的。春节仅仅放一天假，这是中央到延安未久的情形，后来放假时间就比较长了，从中可以读出一些文化味道来。但这一天虽然放假，谢觉哉却还在工作：“下午总务处人员开会并会餐，我训话。”训话的几点内容，今天看来对许多人还有助益：“1.赞扬总务处已有的成绩；2.要认识总务处供给工作之政治上任务，即怎样关心学员、教职员生活的改进；3.吃苦是有报酬；4.努力工作与学习，养成将来做大事业的人才。”这其中讲到工作和成长、艰苦与人的进步关系。大约因为在延安立足未久，还有大量工作，所以对待春节这类传统节日，看得并不重。

　　1943年2月4日，是旧历除夕，“从今日起放假一周。”看来因为在延安已经站住脚跟，人们的正常生活需求显现了出来，跟1939年放一天假大大不同了。这一天，谢觉哉一早起来，便有了感慨。随即写出一诗《晨起偶成》：

　　新年过后又新年，日暖人欢景象千。九世复仇褚大义，一成兴国媲前贤。余粮挟纩民初阜，策马称戈志益坚。正义伸时妖怪息，清和日月照山川。

　　全诗可见当时延安地区生活工作已走上正轨，“人欢”“余粮”“清和”反映出人们的精神、物质，以及行政管理方面的充分成绩。

　　当天召开群众大会，“很热闹”，还有“时髦之化装秧歌队数起。”当时延安一带，秧歌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大家都参与，才有了多支队伍（数起）同庆的欢乐场面。

　　第二天（2月5日）是“古历元旦”。当天天气，谢觉哉用了“立春风沙”四个字。日记第一句：“立春风沙，农家以为非年丰之兆。”陕北高原，吹起风沙来，又在立春时节，当然不是“年丰之兆”。

　　但是，人们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爆竹、年画、红灯比去年热闹，表现民生已比前富裕。”由此观“民生”，是谢觉哉这样的老前辈特别留意的。这是他们革命的初衷。

　　日记还记述有党政机关人员相互拜年情形，并将其与新年（阳历）元旦比较：“阳历团拜，带点强制意。古历元旦没人约会，自然地相互道贺。”看来传统的春节影响力量还是强大。（旧时称春节为“元旦”）

　　大年初二，延安相互贺年者很多。谢觉哉是长者，故来他这里的人“仍多”。无党派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也来给谢觉哉贺年。李鼎铭出身底层，对民间生活有很深的了解。他告诉谢觉哉：“宜防年馑。”（年馑即荒年）他举例说，陕北在光绪三年，大饥荒，“饿死人过半。”他对当时的考虑是：“现应注意的是四面封锁，遇饥荒不可能从外边得到粮。”李鼎铭认为，在这块地区，救灾之道“宜多种洋芋”。这位非党的政府领导，更关注民生方面的问题。

　　1944年1月25日，是“古历元旦”（即春节）当日放晴，“放假一周。”延安生活日趋稳定，这样的旧的年、节，仍然得到上级的重视。当天的情况为：“相互贺年忙了一昼，晚三五九旅演评剧，拥政爱民。”

　　大年初四这天，谢觉哉与林伯渠、李鼎铭、贺维德等人一起去处“贺春”。往回走的路上，过杨家岭又见了任弼时、、彭德怀、周恩来等，回到家时，“已晚”。大年初五，外面“连日秧歌队很多，不及遍看。”可见到的“演出节目均精彩。”这一天，好读书的谢觉哉在家读到三国时的杨顒谏诸葛亮的一段话以及诸葛亮的回答后，在日记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实如所言，杨顒与孔明都说得不对。为治者岂能坐而论道，不悉下情？又岂能凡事都躬亲不信任人？前者是官僚主义，后者是事务主义，都不是为治之道。”评论杨顒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少，可诸葛孔明总不信任人，诸事“躬亲”，不能成事，还早早病亡。谢觉哉的看法，是切合实际的。

　　接下来的年节期间，谢觉哉看秧歌，看评剧《逼上梁山》；“重读《宣言》”，还由此生发，谈出了一些结合实际的看法。直到“古历上元”（即“元宵节”）还在阅读思考。谢觉哉前辈的许多想法，不仅思想、政治，他在法律方面的思考，今天读来仍可给我们启示。

　　大年初二，“徐老（徐特立）来，同过陶承。高扬请吃饭。”这一天，他将自己的一点感悟记在日记中：“经历了，未必知道做；知道做了，未必知道要如此做的道理。甚至人家说明了这道理又经事实证明，还是不肯相信。”这也许是多数人常有的现象，可多数人都不去如谢觉哉那样深入思考下去。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一些过春节的情形：谢觉哉看了一场民众剧团演出的《逼上梁山》，看了多场秧歌，参观了火柴厂，写了许多首诗……其中间或还有一些思想文字。其中一节，可以看出当时先辈的思考深广度：“二月十九日。在交际处和敌后来人谈政权问题。孙中山说中国人民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因此对争自由不感到兴趣。封建时代皇帝管不到许多，人们似乎很自由大发彩票，但那些自由全无保障的，随便可以剥夺净尽。我们要的是有保障的自由，自己创造与管理生活的自由。我们同志受孙中山影响颇大，不喜欢讲民权，以为只要能替人民做事，就以为是民主了。”这就显现出我党比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先进性来。

　　1946年春节，谢觉哉虽然还在延安，可除夕、春节及元宵节几天的日记均缺，不知是未记还是丢失。1947年春节时分，谢觉哉一行人已经因战争形势变化而离开延安。

　　人们称延安是“圣地”，指的就是上面所列举谢觉哉日记中记述的那个时段。在那个非常时期，宣传新思想，实践新风尚的地区，面对中国旧有传统节日的春节，由仅放一天假，到大放一周假期；从看重工作，到张灯结彩，相互贺年……可以读出新与旧的交织、影响、顺应、开放种种状态。

　　时值“春节”，通过老前辈谢觉哉的笔，我们可以见到当时那块土地的种种情态。在追忆比对间，领会时代前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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